中国化学家---钱志道

　钱志道（1910—1989）绍兴人.化工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和我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长期从事火炸药和弹药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
　　对我国兵器工业及导弹推进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教育上，提倡学以致用，重视基础理论，为教育工作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5年，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任助教。1938年到延安，组织兵工生产。1946年，赴东北创建兵工企业，不久任东北兵工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二机部、一机部导弹局局长、部长助理。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3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78年，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任副院长。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顾问。
　　在军工部门工作25个年头。在延安，所领导的化学厂成为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地，1944年、1945年两次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称号，毛泽东同志为其题词“热心创造”。1949年后，为我国常规兵器和导弹生产，以及航空、电子、造船等国防工业作出了贡献。60年代初，指导我国火箭的研制。作为国防工业的代表，5次随周恩来总理、徐向前元帅访问苏联，圆满完成156项工程中的军工项目和其他项目的谈判任务。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副院长期间，为发展我国的科研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贡献卓著。一生艰苦朴素，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全部捐为奖学基金。
　　钱志道，化工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和我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长期从事火炸药和弹药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对我国兵器工业及导弹推进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教育上，提倡学以致用，重视基础理论，为教育工作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
　　钱志道，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３日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小职员家庭。１９２２年，举家迁往江西南昌。就读于江西豫章中学。１９３１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在校学习期间，因他追求真理，要求进步，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钱志道在浙江大学求学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蚕食我国的时代，挑衅肇事端，时有所闻。为了抗日救国他矢志于军火化工的研究。利用所学的知识在浙大求是桥附近做燃烧弹试验，引起了轰动。从此，军火化工的研究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学毕业后，学校鉴于他品学兼优留浙大任助教。抗战爆发前夕，钱志道再也无法安心于助教生活，军事工业救国的念头又重新兴起，于是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应聘到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山西太原理化研究所，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以抗击日军用化学毒剂惨无人道地屠杀我国同胞。当时，防毒面具中的活性炭需用椰子壳烧制，而山西不产椰子，他大胆采用核桃壳烧制的活性炭作为代用品，经试验同样能达到防毒的效果。这是他献身于军工产品研究的开始。
　　１９３８年３月，日军进逼太原，钱志道失业家居。失业后在开封家中小住期间一度担任防空稽查员，经常与进步人士交往，暗地里阅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脑海里对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留心报纸、关注时局、寻找出路。有一次当他看到《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后，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自荐。１９３８年４月底，他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主席写给他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告诉他赴延安的路线。他反复阅读，兴奋万分，随即草草作了安排，于５月１８日自开封动身，到延安参加革命。
　　５月２８日经西安到达延安。在延安，他是从防备日军使用毒气开始研究工作的。为此，他还参加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召开的两次防毒会议。后由中央军委介绍他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军工生产与军事科学研究生涯。
　　抗日战争期间，弹药异常缺乏。钱志道是专攻理论化学的。到延安之后，他亲眼看到边区地瘠民贫、毫无工业基础的困难环境，决心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用到边区急待发展的基本化学工业上来。从他到延安起到１９４６年６月，任过中央军委军工局工程师、军工局三厂厂长兼工程主任，军工局一厂化学总工程师等职。
　　１９４６年６月，钱志道和其他同志奉命赴东北，建设新解放区的军事工业。他前后担任鸡西办事处总工程师、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军工部党委委员。组织手榴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和引信、雷管的生产，负责主持兴建密山无烟药厂（当时称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一厂，又称“东北酿造公司”），任厂长兼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候补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技术司司长、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械组副组长、航空组副组长、国防组成员、原子能组成员、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兼第一局（导弹局）局长、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仪器组副组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和总工程师等职。１９６３年调中国科学院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１９６５年１月调中国科技大学任副校长。
　　为边区军火化工业奠定基础
　　在延安、杨家沟、茶坊和紫芳沟工作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１９３９年５月，他任三厂厂长时，工厂的主要任务是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当时，在既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又没有原材料这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他团结工人，克服各种困难，孜孜不倦地工作，先小型试制，再扩大生产雷汞、硫化锑、拉火药、子弹底火药，复装子弹和手榴弹。１９４０年９月，朱德总司令到茶坊视察工作，号召三厂职工多生产枪弹支援前线。为了提高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的能力，他积极采取措施，修造设备，依靠工人，迅速提高了产量，复装子弹由日产三四百发提高到千发以上。之后，他又受命筹建紫芳沟化学厂即军工局一厂分厂，用钱志道的话是“一切从零开始”。尽管他没有见过火炸药工厂，但强烈的事业心和边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促使他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并在军工局局长李强的领导和军工局一厂机械总工程师沈鸿的密切合作下，群策群力，共同奋战。他终于把生产工艺和工艺流程设计出来了。它既适合边区的物质条件，又适应发展边区军事工业的要求。建设军火化工厂需要材料和关键器材，陕甘宁边区又受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１９４０年１１月，他和战友冒着极大的危险，赴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安采购，使工厂得到部分补充。在他的组织下，与职工们一道投入施工，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便在贫困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从基本化工产品到火药和炸药的制造工厂。而且在技术水平上，特别是他主持设计和安装的硫酸（铅室法）、硝化甘油（硝化喷射分离器法）、硝化棉（汤姆逊法）等工艺装置等在当时的国内是先进的。紫芳沟化学厂建成后，开始生产了硝化甘油、硝化棉以及黑炸药、木粉吸收硝化甘油的高级炸药、单基发射药和双基发射药，并创造性的在手榴弹中装入强棉（含氮量１３％左右）。使枪弹、手榴弹、掷弹筒弹和迫击炮弹的威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战斗中起到了震慑敌人的作用。此外，在他和华寿俊的领导下。化学厂还为边区造出了钞票纸，解决了边区印制边币（即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券）问题。制出了氯酸钾，“不仅解决了军火上的大问题，同时使火柴制造也得到了重要原料。”钱志道对工厂实施科学管理，为化学厂制定了“安全注意事项”，并以身作则，身体立行，凡是要大家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他很关注职工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亲自教学，培养干部。由于他成绩卓著，１９４４年５月在陕甘宁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月，《解放日报》以《模范工程师钱志道同志创立边区基本化学工业》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称赞他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模范，在他的坚毅努力与刻苦经营之下，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群英大会上，他又再度当选为特等劳动英雄，被誉为“模范工程师”。
　　发展导弹、火箭和航天事业功绩卓著
　　解放战争期间，于１９４６年６月，钱志道和其他的同志奉命赴东北，建设新区的军事工业，担任鸡西办事处总工程师，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军工部党委委员，组织手榴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和引信、雷管的生产，负责主持兴建密山无烟药厂任厂长兼政委，在那广袤千里、荒无人烟的北大荒，他团结技术人员，运用他在紫芳沟设计化学厂的经验，建设起一座规模较大的无烟药厂。军工部技术处成立后，他兼任处长，组织火箭与推进剂的研究，用湿法制成火箭推进剂，并制成单喷口活动尾翼式４英寸火箭（Ａ３式榴弹），他还亲自到工厂参加实验，在推进剂的研制方面吸收了当时称为国际上先进技术的干压制药法技术经验，获得定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火箭研究的初步基础。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亲自组织领导各厂新产品的设计、试制和生产工作，其品种有：步兵信号弹、６０信导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引信以及９０火箭推进剂与各种弹用发射药等。可以说，每一个产品上都有他花费的心血。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８年期间，钱志道四次作为国防工业（包括兵器工业）的代表，分别随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薄一波、张爱萍赴苏谈判。特别是１９５２年８月的那一次，他随周恩来、李富春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１５６项重点工程项目协定的商谈。在武器制式化阶段，他主持国防工业技术管理工作，在发展基础技术和组织攻关中，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我国武器的制式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１９５６年，他代表国防工业参加《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推动了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所组织的国防工业配合发展我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在短期内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和他极力贯彻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他为我国的兵器、航空、电子、造船和导弹等国防工业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埋头苦干、默默的工作了５２个春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造诣在科技界、国防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被聘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兵工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名誉理事和顾问、中国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顾问、兵工史征集委员会顾问和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史顾问。
　　钱志道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他一向认为国防科学研究工作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建国初期的东北军区军工部技术处，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与兵器工业配套的各类研究所，它们的发展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以第三研究所（现称机械工业部第二○四研究所）为例，钱志道为其初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为了把第三研究所搬迁到西安，从选点到专业发展，他多次不辞辛劳，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讨论研究第三研究所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钱志道不愧为我国热心创造军火化工生产的领导人。
　　献身教育事业培育人才
　　钱志道在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一贯重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党对学校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老教师。科技大学在玉泉路期间，住所离学校较远，每逢下班回家，他都请年迈体弱的老教师搭乘他的车；他关心师资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为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环境，即便是对他身边的秘书也是如此。他对秘书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可抽时间到系里兼一门课，不要把学业荒废了。”；他主管教学科研工作，治学态度严谨，作风踏实民主，竞竞业业，恪尽职守，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验室，了解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他注重从实际出发，主张建立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所需的专业和学科，认为愈是条件艰苦的地方愈是能够出成果出人才，支持和鼓励学生到那里经受锻炼，为国家分忧，他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提倡自己动手、勤俭办校，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使学校形成了良好的风尚；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技大学被迫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后，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把学校办好，使郭沫若校长倡导的“勤奋学习、理实交触，红专并进”的学风得以保持和发扬，他在校党委和刘达的支持下，力排干扰、克服困难，整顿教学秩序，恢复实验室建设，提出并实施重视理论，加强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实验技能的训练等一系列措施，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对十年动乱期间造成的人才断层的危机，他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采取果断措施，对一部分已走上工作岗位的科技大学毕业生，重新召回学校，进行强化学习和进一步培养，这一举不仅挽救了科技大学，而且为国家输送了人才。如今，这一部份人已经成长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骨干力量；钱志道退居二线后还经常关心着两件事：一是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一是学校的教育工作。延安时代他的学生们如今都身居高位了，其中不少人在国防工业部门，每逢去拜访他时，他都念叨说：“国防要现代化，光靠引进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力更生！”他的学生们在工作中也都时时刻刻牢记他的教诲；对于教育工作，他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为了办好中国科技大学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创建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受到了师生员工的崇敬和爱戴。
　　一身正气光明磊落
　　由于极不正常的思想影响，钱志道从６０年代初，开始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欲为之献身的国防工业部门，造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精神上、身体上均受到严重地摧残。他被抄家时，当一些年青人从箱中翻出毛泽东给他的亲笔题词时，都惊呆了，想不到科大的“走资派”竟然是当年的老英雄！劝他拿出来，可少受皮肉之苦，他只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用毛主席的题词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是不愿为的，始终坚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１９７７年，他光荣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
　　钱志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七级的国家干部，他具有坚强党性，虽然蒙受了莫大冤屈，就连朝夕相伴的妻子也从未透漏一言，对于亲友的谋职求情，他都断然拒绝；对于一些不正之风，敢于直言，敢于抵制；对于送礼，他更是深恶痛绝，或是当面回绝，或是以高于礼品的价格寄给本人。一次，侨居国外的一位老同学要来看他。他预先写信说：“你来看我，千万不要带礼品来，否则你要送礼，我要回礼，颇为不宜，这样都省，岂不两便。”对于用车，按照规定他是应当配备专车的，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事，配备专车是个浪费，只有因公事才偶然用一次，私事根本不用；在生活方面，他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平时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也要捡起来吃掉，深知农民种田不易。他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不松懈动摇，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钱志道一生很少在自己的著述上署名，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其他同志。他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在地位、荣誉、待遇享受面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坚持真理，作风正派，光明磊落，性情刚毅，善于团结大家一道工作。他平易近人，关心他人，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其他已离退休老同志的身体健康。他一贯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历史上有过很多光荣的功绩和感人的模范事迹，直到病逝后有些才为人所知，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他是新中国科技专家的一个典范。